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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西行求法和佛经翻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杨曾文


义净是唐朝前期译经代表人物之一,与后秦鸠摩罗什、南朝陈真谛、唐玄奘被并称为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①]。下面依据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义净传》[②]、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圆照《贞元释教录》及其义净自撰《南海寄归内法传》[③]等资料对义净的生平、佛经翻译作概要介绍。

 

一、出家学习佛法和渡海赴印求法

 

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他的高祖曾任东齐的郡守,全家当于此时徙迁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故史书多称他是齐州人[④]

义净在六七岁时,即礼泰山金舆谷神通寺善遇法师、慧智禅师为师,出家学习佛法。金舆谷神通寺原是东晋时期北方著名僧人竺僧朗居住传法的地方。竺僧朗是后赵军政最高顾问、神僧佛图澄(232-348)的弟子。善遇、慧智二师为了向民众传法方便,携义净下山迁居到在齐州城西四十里的土窟寺。义净所师事的两位师父皆学德兼优,对他像亲子一样给予亲切关怀和传授学问。义净后来在撰写《南海寄归内法传》时怀着崇敬的心情对这两位师父的学德作了回忆和称颂。他说善遇法师“博闻”,“正窥三藏,旁睇百家,两学兼通,六艺通备;天文地理之术,阴阳历算之奇,但有经心,则妙贯神府……所制文藻及一切经音,并诸字书,颇传于世”。这是说善遇既通佛法,又通“外学”儒、道诸学。他还说善遇善书法,聪慧好学,为人“仁爱”,慷慨有度量,在佛法方面常读《涅槃经》、《般若经》,并勤于念佛。他虽也向义净传授文字学和儒道经史等,但仍教导义净要专心修学佛法,曾说:“汝略披经史,文字薄识,宜可钦情胜典,勿著斯累。”在义净十二岁时,善遇法师去世。慧智法师是义净的戒师。义净说他“专意律仪,澄心定潋,昼夜勤六时而不倦,旦夕引四辈而忘疲”。是说慧智擅长佛教戒律,并勤于坐禅修行,热心教诲僧徒信众。慧智常读诵和书写《法华经》。他曾教诲义净说:“汝可务绍隆三宝,令使不绝。莫纵心于百氏,而虚弃一生。”义净把这两位师父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说善遇法师“乃恩励父严”,慧智禅师“则慈申母爱”。[⑤]

 

义净在这两位师僧的教导之下,在佛法和儒道经史方面都积累了广博的知识,所谓“内外闲习,古今博通”。(《宋高僧传·义净传》)义净曾回忆说:“少寻周礼,以礼乐为常;常习老庄,将恬淡而为乐”。(《贞元释教录》卷十三)[⑥]但他认为儒、道二教不讲三世因果,不如佛法精深,所以决心毕生为僧,弘扬佛法。这正是他的两位师父所希望于他的。

义净在十五岁时便萌发效仿东晋法显、唐初玄奘到西天求法的念头,激励他刻苦学习佛法。在二十岁时礼慧智禅师为戒师受具足戒,此后在慧智的指导下集中五年时间学习律典,专研律学,所学的主要是唐法砺的相部宗律学和道宣的南山宗律学。他后来告别慧智禅师,游历长安、洛阳两京,拜访名师,学习《毗昙》、《摄大乘论》、《俱舍论》、《唯识论》等。这样,义净在赴印求法之前已经是位拥有广博深厚佛学知识的学僧了。

   唐高宗咸亨二年(617),义净得到在龚州(治所在今广西平南)、岗州(在今广东新兴至开平之间)的冯孝铨兄弟的大力资助,启程赴印求法,从番禹(今广州)搭乘波斯船出发,翌年至东印度的耽摩立底国(今印度孟加拉邦米德纳浦县内)上岸,开始周游印度,巡礼佛教胜地。他在印度佛教名寺那烂陀寺“十载求经”。那烂陀寺自5世纪以来所传承的学风是既重视般若中观之学,又重瑜伽唯识之学,并且重视因明,对法(小乘的《俱舍论》、大乘的《阿毗达磨集论》等论书)、戒律的传授。当年玄奘曾在此寺从戒贤受法。

义净离开此寺后,乘船到南海游历诸国,经室利佛逝国(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都城在巨港,或云在占碑)时,停住四年从事译经和写书。在这期间,义净曾在武周永昌元年(689)七月一度从室利佛逝国搭船回到广州,约请四位僧人同归南海协助他译写佛经。直到武周长寿三年(694年,五月改元延载),他才结束在南海的求法历程,乘船回归广州,并于翌年,即武周证圣元年(695)五月到达洛阳。武则天听说,亲自率群臣到城东门外迎接。

义净在印度和南海巡游求法前后达25年,历经30余国,带回梵本佛教经、律、论近400部,合50万颂,并带回金刚座真容[⑦]一铺、舍利三百粒等。

   义净比玄奘晚到印度44年。他赴印和归国皆经海路,又在南海岛国滞留10多年时间。在他写的名著《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对当时印度、南海的佛教形势做了概要的记述,为我们了解这些地方的佛教及至历史文化情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在此书卷四,他记述了曾亲承教诲的大乘空、有二宗的著名学者:

印度本土羝罗荼寺的智月法师;

那烂陀寺的宝狮子大德;

印度东方的地婆羯罗密呾罗;

印度南方的呾他揭多揭娑;

南海室利佛逝国的释迦鸡栗底。

义净评述说:

斯并比秀前贤,追纵往哲。晓因明论,则思拟陈那;味瑜珈宗,实罄怀无著;谈空,则巧符龙猛(按:指龙树);论有,则妙体僧贤(按:指《顺正论》作者众贤)。

是说他们对陈那的因明学,无著的瑜伽唯识学,龙树的般若中观学,众贤等人的阿毗昙(对法)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和研究。

义净在此书中还介绍说,这些地方也流行小乘各个部派,但情况不尽相同。此书卷一说当时这些地方流行的部派主要有四个,即:大众部、上座部、根本说一切有部、正量部。其原文说:

摩揭陀则四部通习,有部最盛。罗荼、信度(西印度国名),则少兼三部,乃正量尤多。北方皆全有部,时逢大众。南面则咸遵上座,余部少存。东裔诸国,杂行四部(从那烂陀东行五百驿,皆名东裔,乃至尽穷,有大黑山,计当吐蕃南畔,传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余,便达斯岭。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呾罗国。次东南有郎迦戌国。次东有杜和钵底国。次东极至临邑国。并悉极遵三宝,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国法。西方见有,实异常伦)。师子洲并皆上座,而大众斥焉。然南海诸州有十余国,纯唯根本有部,正量时钦,近日以来,少兼余二(从西数之,有婆鲁师洲、末罗游洲,即今室利佛逝国是;莫诃信洲、诃陵洲、呾呾洲、盆盆洲、婆里洲、崛伦洲,佛逝补罗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录)。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罗游,少有大乘耳。[⑧]

 

这里所说的印度本土的中部(摩羯陀等国)、西部(罗荼、信度)、南部、东部(所谓东裔的一部分)的小乘部派流行情况与玄奘游历印度时略同,即在大乘之外,最流行的小乘部派是说一切有部,其次是正量部、大众部及上座部等。“东裔诸国”的其他地方在今东南亚诸国沿海一带地域[⑨]。“师子洲”即今斯里兰卡国。“南海诸州”的十余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西北诸岛和马来半岛等地。以上地区盛行小乘佛教,四个部派中以说一切有部、正量部、上座部最有影响,其中的末罗游洲(今印尼占碑一带),有大乘佛教流行。义净又从总体上指出:

北天(按:指北印度)南海之郡,纯是小乘。神州赤县(按:指中国)之乡,意存大乘。自余诸处,大小杂行。(以上载《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

是谓北印度和东南亚一带地方盛行小乘佛教,中国盛行大乘佛教,其他地方是大小乘佛教混合流行。

那么,当时的大乘佛教最流行的是什么学派呢?义净介绍说:大乘“无过两种:一则中观;二则瑜珈”。[⑩]然而在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道琳传》中还讲印度的那烂陀寺、西印度等地已经流传“明咒藏”,即密教经藏,谓有梵本十万颂,译成汉文可达300卷。

据义净所述,印度、南海一带大小乘并传,小乘仍占优势,在大乘中包括般若中观、瑜伽唯识二派以及注重明咒(陀罗咒、密咒)的密教。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他翻译的经典中。

 

二、义净的佛经翻译和著作

 

义净归国时正值武周时期,此后经历唐中宗、睿宗二朝,受到武则天和中宗、睿宗二帝的优遇。义净开始奉敕协助于阗沙门实叉难陀在洛阳佛授记寺翻译八十卷本的《华严经》等经。从武周久视元年(700)至景云二年(711),义净先后在东都福先寺、西都西明寺、大荐福寺翻经院翻译佛经。

义净主持的译场的规模不亚于玄奘的译场。由朝廷出面组织,先后有复礼、慧表、智积、法宝(玄奘弟子)、法藏(华严宗创始人),文纲(道宣弟子)、慧沼(窥基弟子)、利贞等著名学僧担任“笔受”或“证义”;负责证梵文梵本者多为印度僧。先后担任文字润色的有兵部侍郎崔湜、给事卢粲、修文馆大学士李峤、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中书舍人李乂、苏颋等当朝地位显赫的官员;担任“监译”的先后有秘书大监驸马都尉杨慎交、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瑰等人;出任“监护”的先后有成均太学助教许观、秘书大监嗣虢王李邕等人。由此可见译场规格之高,排场之大。

在义净翻译《金光明最胜王经》、《能断金刚般若经》、《入定不定印经》等二十部佛经后,武则天特为撰写《三藏圣教序》,令标于经首。序中有曰:“朕幼崇释教,夙慕归依,思欲运六道于慈舟,迥超苦海;驱四生于彼岸,永离盖缠。”[11]表明他支持译经等佛教事业是为了拯救轮回于六道苦海的众生。

唐中宗在高宗去世后曾一度登基为帝,在武则天临朝称制后,被废为卢陵王,先后幽居均州、房陵,直到武则天病重垂危才又被请回再登帝位。中宗虔信佛教,在房陵时常向药师佛祈祷,复位后认为是佛的保佑才重登皇帝宝座的。在义净译出《大孔雀咒王经》、《佛为胜光天子说王法经》等四部佛经后,中宗为写《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令置各经之首。序文对义净译经赞扬说:

        古来翻译之者,莫不先出梵文,后资汉译,摭词方凭于学者,诠义别禀于僧徒。今兹法师不如是矣。既闲五天竺语,又详二谛幽宗,译义缀文,咸由于己出,措词定理,匪假于旁求。超汉代之摩腾,跨秦年之罗什。[12]

 

显然这个评价有些过高,因为后秦鸠摩罗什和唐玄奘也精通印度梵语,可得心应手地自己翻译,但他说义净的翻译达到很高的水平是没有错的。中宗因为在房陵(今湖北省房县)曾向药师佛祈念过,故特命义净重译《药师琉璃光佛本愿经》,并亲自临译场“手自笔受”。[13]

 

    义净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病逝,年七十九岁。据此推算,义净生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义净逝世前曾向弟子口述《遗书》,讲述自己一生的经历和最后的嘱托,内容十分真切感人,是一份研究义净的珍贵资料。

    义净一生翻译佛经68部289卷,其中除般若中观、瑜伽唯识类经典外,多为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戒律书,正如《开元释教录》卷九所说:“净虽翻遍三藏,而偏攻律部。”

       下面仅分类简介义净翻译的几部比较重要的佛典。

 

(一)大乘般若类经典

《能断金刚般若经》,一卷

与后秦鸠摩罗什、北魏菩提流(或作“留”)支、南朝陈真谛分别所译《金刚般若经》、玄奘所译《能断金刚般若经》为同本异译。

《能断金刚般若经论颂》,一卷

印度无著作。

《能断金刚般若经论释》,三卷

无著作颂,世亲论释,与北魏菩提流支所译《金刚般若经论》为同本异译。

 

(二)瑜伽唯识类经典

《成唯识宝生论》,五卷

印度护法著,是论释世亲《唯识十二论》的,也称《二十唯识顺释论》。

《观所缘论释》,一卷

护法著,是玄奘所译《观所缘缘论》的重译。当年玄奘主要传授护法的唯识之学。义净翻译以上这两部著作,是对已有护法论述的补充。

《掌中论》,一卷

印度陈那所著,是陈朝真谛所译《解卷论》同本,全文由五言四句的六颂和释文组成,论三界但有假名,而实无外境,并破“极微”之说。

《取因假设论》,一卷

《观总相论颂》,一卷

以上二部皆为陈那所著。陈那是新因明的创始人,建立宗、因、喻的三支论证作法。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三十五、长发有无》载:“因明著功,镜彻陈那之八论:一、《观三世论》;二、《观总相论》;三、《观境论》;四、《因门论》;五、《似因门论》;六、《理门论》;七、《取事施设论》;八、《集量论》。”其中之二的《观总相论》即为义净译的《观总相论颂》。

《六门教授习定论》,一卷

印度无著作颂,世亲作释文,通过对求解脱人、胜行资粮(听闻正法)、修禅定、三种圆满、定的种类、修定之人六个方面的解释,论证瑜伽唯识理论。

《手杖论》,一卷

印度释迦称著,认为有情众生的种子本有,但由于“业”的熏习而有进退,反对所谓种子新熏说。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义净对大乘空、有二宗的看法。在其《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有这样一段话:

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珈。中观则俗有真空,体虚如幻;瑜珈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斯并咸遵圣教,孰是孰非?同契涅槃,何真何伪?意在断除烦惑,拨济众生。岂欲广至纷纭,重增沈结。依行则俱升彼岸,弃背则并溺生津。

这是说,大乘佛教不出两大系统:一个是般若中观学派,主张世俗世界认为实有的一切事物和认识,皆空幻无实;另一个是瑜伽唯识学派,认为外部世界的一切不过是内在心识所变。义净认为,这两种主张皆遵循了佛的教法,都可以引导众生达到涅槃解脱的境界。两者之间不存在真伪、是非问题。他不主张为此而相互争论。可见,他对般若中观和瑜伽唯识两派是主张采取融合会通的态度的。

 

(三)其它大小乘经论

《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

此前有北凉昙无谶的译本四卷,南朝陈真谛又译有七卷本,北周耶舍崛多译有五卷本,隋代宝贵以昙无谶的译本为主,合揉其它译本,编为《合部金光明经》八卷二十四品。义净所译是以前诸译本中最多者,有三十一品。其思想与《法华经》、《大涅槃经》等相近,讲佛身常住等。其中所说国王以正法治国,四天王前来护国的内容在古代很有影响。唐慧沼为此本撰《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十卷。

《药王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二卷

与隋达摩笈多、唐玄奘的二种译本同本。

《弥勒下生成佛经》,一卷

与后秦鸠摩罗什的译本为同本异译。

《三转法轮经》,一卷

原本出自《杂阿含经》卷十五。

《五蕴皆空经》,一卷

原本出自《杂阿含经》卷二。

此外还译有:《入定不定印经》、《佛为胜光天子说王法经》、《浴像功德经》、《佛为难陀说出家入胎经》、《数珠功德经》、《大乘流转诸有经》、《妙色王因缘经》、《佛为海龙王说法印经》、《无常经》、《八无暇有暇经》、《长爪梵志请问经》、《譬喻经》、《略教诫经》等。

还译有《一切功德庄严经》、《拔除罪障咒王经》、《善夜经》、《疗痔病经》等密教经典11种。

在论书方面,译有讲述不净观的《止观门论颂》一卷;域龙(陈那)所著,讲述因明的《因明正理门论》一卷,与玄奘译本属于同本。还有《一百五十赞佛颂》、《龙树菩萨劝诫王颂》各一卷。据《贞元释教录》卷十三,义净译的《法华经》四卷、《集量论》四卷已经佚失。

 

(四)戒律典籍

义净所译的戒律典籍皆属于小乘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戒律,总共有18部209卷。“根本说一切有部”,简称“根本有部”,是相对于从它分出的支派讲的。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记载,在根本有部之外还有法护部(或译“法藏部”)、化地部、迦摄卑(饮光)部三个支派。根据义净的考察,根本有部的戒律与以往汉译说一切有部的戒律《十诵律》虽有相似之处,然而《十诵律》不是根本有部的戒律,而法护部(汉译之律为《四分律》)、化地部(汉译之律为《五分律》)、饮光部(汉译之戒本为《解脱道经》)三个部派的戒律,“并不行五天(按:指印度)”,唯乌长那国(按:在今巴基斯坦东北斯瓦特河流域一带)及属于今新疆地区的龟兹、于阗,杂有行者[14]。既然当时中国汉地没有根本有部戒律,所以义净特地把它们翻译出来。

义净翻译的戒律有如下几种: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

记载根本有部比丘戒249条(在《十诵律》中有250戒)及制戒因缘和解释,相当一般“广律”[15]的前半部分,没有有关僧团生活和修行仪则的“犍度”部分。其中有不少大乘用语并且杂有一些密教作法、咒语的内容,当整理完成于较晚的时候,流行于大小乘并行的印度、南海地方。

《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二十卷

是根本有部的比丘尼戒358条和制戒的因缘和解释。

《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戒经》,各一卷

分别为根本有部的比丘、比丘尼的戒本。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五卷(内缺一卷)、

《安居事》,一卷

《随意事》,一卷

《皮革事》,一卷

《羯耻那事》,一卷

《药事》,二十卷

《破僧事》,二十卷

《杂事》,四十卷

以上相当诸本“广律”中的受戒、安居、自恣、皮革、迦絺那衣、药、破僧、杂事等“犍度”(或称跋渠)的部分,讲有关僧团接受信徒出家授戒仪规和举行夏安居、解夏仪式及种种关于衣食起居生活的规定;“破僧事”则是围绕当年提婆达多分裂破坏僧团的事件讲述各种传说和维护僧团统一的说教。

《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十卷

“尼陀那”即“因缘”的音译;“目得迦”,意为“广解”。前五卷为尼陀那,讲制戒因缘;后五卷为目得迦,是对戒条的解释。但仅涉及部分戒条,实际是对上述《毗奈耶》及《杂事》的补充。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五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十卷

是关于根本有部僧团举行授戒、安居、忏悔等仪式的规则和道白说法。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杂事摄颂》,一卷

《尼陀那、目得迦颂》,一卷

仅录有偈颂。

《根本萨婆多律颂》,二十卷

印度胜友著。“萨婆多”即“说一切有部”的音译。是对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戒本及广解的节略、解释,正如其序所说:“我今随次摄广文,令乐略者速开悟。”

中国在佛教刚传入的时候,是大小乘佛教同时传入和流行的,但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大乘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在魏晋以后逐渐占据中国佛教的主体地位。尽管如此,佛教界通行的戒律仍以小乘戒律为主,而辅之以大乘戒。

在唐以前相当长的时间内,各地流行的戒律是很不统一的。在小乘戒律方面,关内长安一带地方盛行东晋佛陀跋陀罗和法显译的大众部戒律《摩诃僧祇律》,关东河洛一带地方盛行后秦佛陀耶舍和竺法念译的法藏部之律《四分律》,江南则盛行由后秦弗若多罗与鸠摩罗什译的说一切有部的戒律《十诵律》。在大乘戒律方面,主要盛行《梵网经》,而《地持经·戒品》(与《瑜伽师地论·戒品》大同)不很流行。北魏以后,由于慧光及其弟子对《四分律》的研究和提倡,为《四分律》在中国的广泛流传打下了基础,进入唐代开始普遍流行《四分律》。在这方面,法砺(569—635)建立了以《四分律》为中心的律学体系,因长期在相州(治所在邺)传法,其律学被称为相部宗。道宣(596—667)创立了以《四分律》为中心并融会大小乘戒律的律学体系,因长期在终南山传律,其律学被称为南山律。怀素(624—697)也以《四分律》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律学体系,因所住长安西太原寺有东塔,其律学被称为东塔宗。其中道宣的南山律宗在唐中期以后最为盛行,并逐渐成为中国佛教汉传系统的正统律学,而相部、东塔二律派到唐末已经衰微下去。[16]

 

因此,义净虽然把所谓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戒律大部分译了出来,除自己躬行实践外,还向弟子传授,企图在更大范围内加以推广,但实际上在当时和以后的佛教界并没有广泛流行。

 

   (五)编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义净除翻译佛经外,还撰写佛教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义净在离开印度后,到南海诸岛国巡游,考察佛教,其间在室利佛逝国停留七年多。义净在此地根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戒律并结合自己对印度南海地方流行戒法仪轨的考察而撰写此书。全书内容分:“一、破夏非小;二、对尊之仪;三、食坐小床……;四十、古德不为”,共四十章。全书对僧尼日常生活、受戒安居、学法修行等的做法和戒仪,分类进行介绍。在不少 章节,顺便对中国佛教界的一些现象进行批评,即所谓“传受讹谬,轨则参差,积习生常,有乖纲教者”。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对从南北朝以来佛教界流行的僧人焚身供养的做法,所谓“将烧指作精勤,用然(按:燃)肌为大福”,“意谓烧身,便登正觉,遂相踵习,轻弃其躯”的现象提出反对意见,批评这种做法违背佛教戒律,说过去有学德的高僧也不做烧身供养这种事的。(卷四《三十八、烧身不合》)这种见解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此书内容涉及面很广,对研究7—8世纪印度、南亚和东南亚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有重要的价值。另外,卷一及卷四夹杂的自述部分为了解和研究义净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义净停留在室利佛逝国时所撰,记述从唐贞观十五年(641)以后至武周天授二年(691)间近50年的西行求法的五十六位僧人的事迹。这五十六位人中,除中国本土的僧人之外,还有来自属于今朝鲜的新罗人和高丽人、今阿富汗的睹货罗人、在今乌兹别克的康国人。卷下《玄逵传》之后附有义净的自述。书中附“重归南海传”,记述武周永昌元年(689)七月义净乘船从室利佛逝回广州邀请四位僧人同到南海译写佛经的经过,并记述了他们的略传。义净记述的求法僧中,或与他们有过亲交,或间接得到过他们的传闻。他在叙述中对印度、中亚及东南亚各地的佛教、文化和历史多有介绍,在中外交通方面记载了唐初以后形成的经过今西藏到尼泊尔,再入印度的通道,也记载了从海路到南海再至印度的航线。本书是继玄奘《大唐西域记》之后又一部中外交通和文化史的世界名著。[17]

 

上述《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部书,皆是武周天授二年(691)五月义净尚在室利佛逝国时托沣州僧大津搭船送回国内的,同时送回的还有“新译杂经论十卷”。所谓十卷“新译杂经论”,可以断定者有《无常经》、《一百五十赞佛颂》及《龙树菩萨书》(即《龙树菩萨劝诫王颂》)等三卷。[18]

 

此外,义净还撰有《别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水要法》、《护命放生轨仪法》各一卷。

 



[①]另有以不空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三人相并为四大译经家的说法。

[②] 《宋高僧传·义净传》,载《大正藏》卷50第710页至711页,以下所引不另注页数。

[③] 《中华大藏经》卷63、《大正藏》卷54有载,另有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由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以下所引仅注卷数。

[④] 唐中宗《三藏圣教序》(《全唐文》卷十七)、《宋高僧传》卷一本传谓其范阳人;《开元释教录》卷九、《贞元释教录》卷十三皆谓齐州人;《贞元释教录》卷十九《义净塔铭》谓其齐郡山庄人。

[⑤] 以上见《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四十·古德不为》。

[⑥] 《大正藏》卷55第870页中。

[⑦]金刚座,指在摩朅陀国佛陀伽耶菩提树下佛成道处之座;金刚座真容,当指绘制的金刚座图像。

[⑧] 括弧中的字,皆为原书作者自注。

[⑨] 详见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

[⑩] 皆见《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

[11] 《全唐文》卷九十七。

[12] 《全唐文》卷十七。

[13] 以上参见《开元释教录》卷九,载《大正藏》卷55第567-569页。

[14] 《贞元释教录》卷十三。

[15] 广律,指内容完备的戒律,主要包括三部分:一、禁戒,如《四分律》的“五篇七聚”的戒条;二、僧团修行和生活仪规,即“犍度”部分;三、附属部分。

[16] 详见杨曾文《佛教戒律和唐代律宗》,载中国艺术研究院编《中国文化》1990年第三期。

[17] 参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书后所附引用书目中有中外研究和译注的书目。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

[18]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提到《无常经》,谓“其经别录附上”;卷四“其《一百五十赞》及《龙树菩萨书》,并别录寄归。”学者对此还有其他看法。